4月21日，2015年“世界艾滋病零歧视日”主题宣传暨“美好青春我做主———红丝带健康大使青春校园行”来到了复旦大学。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尚红、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凡、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卢鸿洲以及“中华红丝带基金”形象大使、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先生共话“艾滋病”，呼吁更多青年学生对于艾滋防控的关注和重视。
一提起艾滋病，人们往往谈虎色变、手足无措。的确，长期以来艾滋病带来的高致死率和它那致命的特征已经给人留下根深蒂固的恐怖印象。伴随着心理上的恐慌，我们也总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对于艾滋病患者的排斥和抗拒。我们总觉得艾滋病离自己很遥远，离校园很陌生；因而我们往往只是怀着恐惧的心理去面对它带来的恶果，却没有主动地想要去预防和控制患病的可能。作为“艾滋病宣传校园行”的使者，各位专家针对这令人担忧的现状，不但倡议我们尊重艾滋病人、杜绝歧视，更呼吁我们青年学生关注艾滋病防控，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青年学生感染率增长超10%
在大多数人看来，高校学子受过高等教育、有着基本卫生常识，因而相对容易避开艾滋病的侵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乐观，所谓的“知识拯救论”只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实际上我们的高校大多是“艾滋高发地”。正如吴凡所说，“艾滋病离我们不远，它就在我们身边。在这个校园里，甚至，就在这个会场里。”
你也许很难想象，从2008年至2014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中，青年群体始终占14～15%。而这一数字虽然显得不大，但它的增长速度令人十分震惊———2008年报告的青年学生感染者和病人数是482例，占报告青年人群总数的5.77%；到2014年青年学生则占了青年人群总数的16.58%。短短6年多，这一占比就从不足6%跃升到17%———涨幅之快远远超过普通人群。人们不禁疑惑：难道各类知识的丰富和普及并没有带来这一问题应有的减缓吗？
实际上，这一逆向变化反映出的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母婴传播和血液传播占比的确呈现大幅下降，然而性传播却迅速成为艾滋病毒感染的大头，而“男同传播”更是其中的罪魁祸首。从2013年到2014年，“男同”占比便从13%蹿至50.7%，成为所有艾滋防控人士最为棘手也最为紧迫的任务。显然，高知识群体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智慧而避开艾滋病传播和感染；相反，青春的激情和超前的思维让他们忽视了对艾滋病的防控。于是青年感染者急速增加，病原体也就在校园大量埋伏起来……
艾滋病患者年轻化令人不安
在所有升降的数据变化中，艾滋病患者走向低龄化是最刺眼的一项。白岩松任评论员的节目《新闻1+1》其实很早就关注到艾滋病的防控问题和年轻化趋向。早在2012年12月3日的那期节目中，《新闻1+1》就报道了相关医院频现高中生患者的情况。
“我来会场之前在学校周围转了转。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街边上许许多多的廉价小旅店，旅店上面挂着写有‘持学生证更优惠’的宣传牌；旅店的旁边是药店，再往前走是医院。”白老师接着说：“我就会想，孩子们是愿意先去药店和医院呢，还是愿意先去旅店？”这一问题折射出青年学生对易造成感染的性行为的轻视和缺乏警觉。他们总是怀着侥幸心理，觉得药物能够保障一切；他们常常觉得时尚的性关系和当下的性满足是值得炫耀的资本，并不屑于去考虑可能带来的恶果。
“我们对于艾滋病的轻视，也与中国近些年来‘总体防控工作很好、快速增长被抑制’的现实有关。同学们可能不知道，其实20年前全世界都在担心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庞大、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会要陷入艾滋病的包围之中。但国家及时地通过一系列防控手段带来了情况的好转。然而在这好转之中我们亦有忧虑———近些来青年患者的比例在增长，这提醒我们，传统的防控方式要改变。”也就是说，青年学生们并不是没有基本的防控知识，只是他们没有做到“知行合一”，有知识无意识，缺乏对性行为应有的警觉“实践”，在冲动的情况下也没能克制住自己。例如，同学们大多知道男同性恋是导致艾滋病校园传播的主要原因，然而“男同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患病高危性；而其他同学们对于这种特别的爱恋关系也往往只是给予歧视或戏谑的态度；在复旦校园里就曾有人编撰过“复旦男女3:1，一对情侣一对基（男同性恋者）”的顺口溜。缺乏自我防护的意识，同时也缺失社会和他人的及时干涉和敦促提醒，这些青年学生们便朝着危险迈进而不自知。
性行为中的防护措施跟不上
除开对艾滋病有风险意识外，同学们也不能忽视预防保护的重要性。而在预防的环节中，慎重地选择性伴侣、不随意发生性关系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环。作为中国医科大学副会长的尚红，提到了当今学生们选择性伴侣的随意性。“在我们学校设立了专门针对艾滋的公益门诊后，会有大量的同学过来问诊。其中有一个大四的男同性恋者，他被测出HIV阴转阳。我在询问之后发现，他其实平常会有一个固定的性伴侣，双方健康状况都很好不会感染疾病；然而他通过社交平台认识了其他的性伴，因为好奇和冲动发生了‘一夜情’，从而感染上了艾滋。”
尚女士提到，曾经的男同性恋者往往选择“躲在柜子里”，而他们的性伴也因为选择面小、获得渠道狭窄而固定下来；然而日益发达的社交方式使同性伴侣的寻找难度大大降低，人们对于“出柜者”的理解增强也让他们更加肆意地寻乐。更有甚者，一些本来并不是同性取向的人为了追求时尚叛逆和新鲜刺激也尝试这一“禁果”。但是社会包容度的增强却没有弥补青年们安全意识欠缺、性教育欠缺的不足，甚至让一些原本有了防护知识的人变得掉以轻心。此外，她还特别提醒同学们，不要过早地给自己的性取向定位。“现在有的孩子，很小的孩子，就因为周边的人常常嘲笑他不具备同性孩子的特点，因而就盲目怀疑自己是不是同性恋者；实际上这只是他给自己的心理暗示。”
卢书记则站在治疗的角度上，提醒同学们关注“暴露后预防”。也就是说，如果同学们真的由于疏忽前夜没能提前做安全措施，那么到了第二天意识到问题潜在的危险性后也应该马上采取吃药等治疗措施。毕竟“早治疗寿命长”。卢书记说通过连续的治疗可以最大化地降低患病风险，并且做到不影响日后的家庭生活，与正常人过一样的生活；同时通过给他们及时服用一些抗病毒药物也能让他们不再成为传染源，不再把疾病传播给更多的人。当然，他也指出：“不是有药就能治，不是有治就能随便对待。”同学们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怀着一份责任感；想想自己现在和未来的家庭，想想放肆的后果和危险，我们都应该用适当的方法去寻找适度的快乐。
白岩松则强调，艾滋病患者不要“讳疾忌医”，“防控艾滋”是一场“立体”的战争，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配合。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负责专业防治，相关机构组织主导社会干预和帮助，而他们媒体人需要做的则是敏感地意识风险、把专家们的研究放大，并把对称的信息带到需求者身边。“好的记者永远是社会大船上的一名瞭望员，如果没有媒体投入艾滋病防控，那么社会今日也不会对此有这么强烈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