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艾滋病刚刚出现的六年里，它无药可治，病人往往死于各种罕见的机会性感染，死前出现恶病质体征且常合并皮肤疾病，非常惨淡。而大众对艾滋病的恐惧和艾滋病的社会污名也是在那时形成的。但三十年后的今天，许多艾滋病专科医生甚至轻松地笑称，让他们选择是得艾滋病还是得糖尿病，他们宁可得艾滋病，因为服药后艾滋病的预期生存年限已经达到了四五十年，这就是说三十岁感染HIV的患者可以活到正常寿命。而发生这种巨大转变的原因，就是抗艾滋病药物的出现以及鸡尾酒疗法的普及。

    在1987年，齐多夫定（AZT）通过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FDA）的认证。齐多夫定是艾滋病治疗的一个里程碑，它是由美国药物化学家Horwitz在1964年用时一年从嘧啶母核加工而来，之后在美国国立肿瘤研究所工作的日本人満屋裕明在1982年到85年耗时三年时间，从上千种化合物中筛选出抑制HIV效果最好的药物。这种药物一开始的定价过高，几近勒索，医生也常常开大剂量供患者使用。这种做法最终证明是有害的，招致了同性恋群体的抗议，囊括2014年奥斯卡三项大奖的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正是反映了这一段历史。然而AZT的确可以在病毒的DNA形成后进入其内部发挥功效。不久以后医生开始给病人小剂量使用该药物。

    齐多夫定及其同类药物——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的出现虽然大大改善了病人病情，也使艾滋病从绝症变成了有药可治，但是单一药物治疗的问题除了巨大的毒性，还有就是很快引发耐药。HIV是一种高度变异的病毒，狡猾的HIV会通过突变逃脱药物作用的靶子，也就是HIV的逆转录酶，这就是耐药。而病人体内的HIV对某一种药物耐药后，医生不得不很快换另一药物，但是因为当时的技术只能合成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所以当病人对该类药物都耐药后，艾滋病变回到了“绝症”。

    癌细胞和HIV病毒一样，能以极快的速度变异，从而使目标单一的药物变得毫无疗效。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有人设想将不同的治疗方法像“鸡尾酒”一样组合起来，来模仿肿瘤学家治疗癌症的方法。恰在这个时候，罗氏公司用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的方法，设计出了HIV的第二类药物，蛋白酶抑制剂。这使得“鸡尾酒”的构想成为可能。当时人们把这种方法被称作“HAART（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高效联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戏称鸡尾酒疗法。而美籍华人何大一博士率先在他位于纽约的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所开展了这种鸡尾酒疗法。鸡尾酒疗法具有高度的抗逆转录病毒作用，由像来自纽约艾伦·戴蒙德研究所的大卫·霍这样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临床试验。我当时给一位名叫大卫·桑福德的病人使用了鸡尾酒疗法，不到一个月他就退了烧，感染消退，生命活力重现，体重也开始增加。他血液内的HIV病毒含量迅速下降并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几乎无法被检测出来。桑福德后来写道，“现在我被卡车撞死的可能性都比死于艾滋病的几率高了。”这篇文章后来获得了普利策奖。桑福德所描述的情况已经出现在美国大多数艾滋病患者身上了。过去五年里我接触过几十位HIV患者，没有一个人死去。而随着科技飞速发展，目前科学家已经开发出超过30种抗逆转录病毒的药物，可有效阻止HIV病毒在CD4细胞中复制。目前新型的HIV合剂将3种药物融合到一个药片之中，病人只需要一日服药一次，这种合剂非常简便，大大缓解了病人需要每日服多次、每次服多片药物的不便，因此也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病人服药的规律性，使得耐药的可能性降到了很低。

    但是，在艾滋病治疗领域目前仍然存在很多挑战。当今世界上有超过3500万人是病毒携带者。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新增病例最多的地区。然而在这里，63%的适宜接受药物疗法的病人没有得到相应的治疗。即使他们能得到治疗，其治疗水平也因为缺医少药造成的断续服药而大打折扣。在美国，每个病人每年需要在鸡尾酒疗法上花费数千美元，其长期积累副作用也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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