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在艾滋病抗逆转录病毒的药物以及蛋白酶抑制剂方面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特别是“鸡尾酒疗法”的运用，使得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技术上的又一大进 步。但是，艾滋病目前还没有理想的治疗药物，国际社会艾滋病的疫情并没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得到有效的控制，艾滋病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冲击日趋严 重。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就像以前对麻风病、鼠疫、天花、霍乱等瘟疫的恐惧一样，在具体的HIV检测、 救治以及防控中，依然存在诸多困境和争论，不断涉及相关的社会、法律、道德、伦理和文化方面的问题。在介入艾滋病防治的具体实务中，社会工作一方面十分注 重个人尊严和价值的维护，实现个人社会功能的最大化；另一方面注重改善社会环境，维护社会的公平与和谐，促进社会大众的整体健康水平。因此，如何在维护艾 滋病患者个人最大利益的同时，更能照顾到社会公众的健康水平，并在具体的防治实践中体现出入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社会工作需要面临和解决的伦理议题。

  任何社会都需要有一个持续稳定的秩序和价值规范，同时又需要充分尊重和维护不同个体的多样性特征。在艾滋病防治的具体实践中，我们经常会碰到以下的难题和 矛盾：社会生活的共同体特征需要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并且能够接纳和理解任何一个弱势的个体。但际生活中，人们依然害怕与艾滋病患者接触，不敢 和他们握手、共事或一起用餐。那么，到底我们该如何与艾滋病患者共同相处呢？艾滋病往往和某些高危行为相关，那么我们对于那些吸\毒者、卖淫者、男同性恋 者等高危人群是否需要进行强制性的病毒检测？在艾滋病的防治中，给静脉注射毒\品者提供清洁的注射器算不算鼓励吸\毒？给卖淫者传授防治性病及艾滋病的知 识是否会更加鼓励其从事性工作？在大学生当中开展关于性的健康教育以及艾滋病防治教育是否会鼓励他们从事婚前性行为？在艾滋病疫情如此严峻的年代，婚前检 查是否要强制做艾滋病血抗体检查？在现实的生活中，哪些人有权知道艾滋病患者的健康信息？艾滋病患者在就医的过程中，是否有义务告知为其做手术的医护人 员？

  在社会工作看来，以上这些艾滋病防治具体服务中形形色色的行动困境，都是围绕着艾滋病患者以及社会大众的生命健康、相关权利以及社会公正而展开。因此，艾 滋病防治中的伦理本质上是一种对生命、存在、权利以及公平公正的伦理反思，其本质就是一种生命伦理学的思索。具体来说，这些伦理困境涉及的生命伦理学本质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次是关于人的生命的探索。在承认和尊重艾滋病患者作为人的本质的基础上，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艾滋病患者应该具有怎么样的生命，是该注重生命的质还 是量。正面的关于生命的价值观一方面认为生命是肉体与精神、心理的统一体，在维持艾滋病患者的生命延续的同时，还需要关注艾滋病患者的心理情绪和家庭关 系，使其能够得到人性化的关怀和爱护；另一方面认为生命是存在、质量和价值的统一，强调艾滋病患者的生命既要有时间的延续更要有质量的提升，注重发挥其生 命的光辉和力量，注重其社会支持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使其有一个完满的人生。社会工作也不忌讳死亡的议题，将死亡看作个体生命自然演化的一个必经历程和最后 的结局，强调通过临终关怀协助艾滋病患者坦然面对和接受死亡。

  最后是关于义利关系的探索。对于义利的价值争论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个体的权利和义务的讨谂，二是关于社会的善行和功利的讨论。一方面，在个体层面， “人是目的”并不仅仅像康德所认为的是现在的，而是从人的存在（社会存在）的本质特征中概括抽象出来的，完整的人道主义和人权观念不仅强调了人的基本权 利，而且还表达了每个人对社会应负有的义务，反映了个人权利和社会公益相辅相成的基本原则。坚持这样的价值伦理，不但有助于维护艾滋病患者的各项合法权益 和社会公众权利的统一，更有利于促进艾滋病患者和社会公众积极承担对自身生命健康负责的态度。另一方面，在社会层面，社会及其成员采取合乎道德原则或准则 的善行，不仅是一种社会道德责任和义务的要求，更对社会及其成员自身有着积极的利益和功效。在现代社会，社会及其成员对艾滋病患者采取接纳、尊重和救助的 善行，不仅有助于提升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和个人的道德修养，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最终的受益者还是社会及其每个成员。这就说明了面对艾滋病患者所 采取的善行是附带功利的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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